自春节以来，有关“非典”的消息开始放大。当“非典”于3月在广东引起恐慌后不久，香港、北京、上海、山西、台湾、新加坡、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地出现病例的消息不断传来。 

“隔离”中国 

就在“非典”扩散的同时，各类耸人听闻的传闻开始不胫而走。一时间预防感冒的板蓝根、各类消毒药水及口罩被抢购一空，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心理恐慌。对疾病的恐慌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公司。瑞士联合银行通知那些从亚洲旅行回来的雇员先在家休息十天后再去上班；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发出警告说，非典型性肺炎对国际航空业的破坏比美伊战争更为可怕；《华尔街日报》甚至提出了“隔离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近月肆虐全球的“非典”将减慢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预测中国今明两年将强劲增长7.5%，但假如非典型肺炎持续三个月，将可能使中国的增长率减少0.2个百分点，而亚洲区的增长率将减少0.25%。 

对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认为，此次“非典”的暴发将对香港、新加坡等地经济造成明显波动，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非常有限。安邦咨询公司高级分析师贺军也对此持相同的看法。 

香港是典型的“城邦经济体”，产业非常有限，其中旅游购物占据了较大比重，经济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外部的联系，因此“非典”带来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新加坡的情况与香港类似。另一方面，自从楼市泡沫破灭以来，香港经济一直未能喘过气来，加上财政赤字的不断攀升，近两年来经济持续低迷，“非典”的爆发严重打击了消费及投资者的信心，并迅速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中国的经济结构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存在明显差异。”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还是一个内需主导型的大国经济，与外部的联系不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经济的走向。至于此次疫情较为严重的广东地区由于其经济门类齐全，旅游和零售业并不占绝对地位，因此经济层面遭受的影响能被较好的消化。 

张立群还指出中国经济良好的成长基础也是抵御此次“非典”冲击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基数不断积累，扩大内需政策持续执行，都形成了中国经济稳固的基础。特别是消费水平的升级已经开始带动诸如住房、汽车等具有长远支持率产业的起步。今年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已经提高到14.2%，为5年来的最高值，经济增长势头依然强劲。标准普尔迄今并没有降低中国、香港的信贷评级。200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显示，“非典”对外资进入中国，以及国内消费、投资的负面影响并未出现。但也有专家认为，由于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并不很高，信息的透明性不大，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华的影响需要延缓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指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持续时间的长短、能否找到有效的治疗办法等，如果其延续时间过长，中国经济也将受到较大影响。有人预测，如果经济增长下降一个百分点，就可能意味着有800万人要失业，那时中央为了保持增长率将不得不全面启动新的政策。 

这种预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今年国债发行只有1400亿，比去年少了100亿，加上今年头几个月政府预算内投资比去年下降25%-30%，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在淡出。但是如果经济出现下滑的可能性，中央务必会加大政府投资，重新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为此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将继续高居。并且中央的财政赤字将继续加大。 

本来今年中央银行加大了货币投放的力度，目的是要实现轻度的通货膨胀。因为1个点的通货膨胀率据说会带来400万人的就业，银行的坏帐由于新增贷款坏帐率低，可以逐步消解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但是“非典”如果抑制了民间投资和大众消费，那么通货紧缩绝对有可能要卷土重来。原先预计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也可能成为泡影。中国成为世界投资最热投向，甚至中国成为亚太经济发动机的现实，也有可能出现逆转。而台湾、香港等依托内地的经济也将受到重创，中国外交政策，国家影响力的回旋余地有可能降低。 

信息透明是遏止之本 

从香港媒体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其实早在春节前，广东的某些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非典”病情，也许是为了避免给祥和的春节带来阴影，以及报喜不报忧“传统思想”的作祟，当地政府或更高层政府并未将此类消息向社会进行披露。 

“信息的不透明致使此次负面影响被若干倍地放大，造成社会心理恐慌，这是造成我方危机公关被动的主要原因。”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海闻博士这样认为。“如果及时披露消息，许多不必要的影响是可以得到遏制的。前不久在北大、清华爆炸案后，新华社及时播发消息就是成功的一例。” 

2000年，法航的一架协和客机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过程中突然起火坠毁，机上113人全部遇难。当时该公司的董事长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向公众公布真实情况、事情进展、应急方案，由于信息透明，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影响。 

在一个信息迅速传播的社会，当信息掩盖成为不可能时，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消息封锁只能带来恐慌。媒体是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若官方媒体未能及时占领，必然使“传闻”有机可乘。公共信息的公开有利于谣言的消退。对此，海闻认为信息的透明化，取决于相应机制的建立，这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领导作风及思维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向记者表示，知情权、健康权本身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大量的公共可以获得的信息被行政割裂到公众一无所有，最终只看谁有免疫力的地步，这实际上是行政体制和政治文明的问题。 

杜钢建教授在1992年就在《中国法学》上提出要加快制定《信息公开法》，10年过去了。该法仍然没有纳入议事日程。杜钢建表示，哪些东西需要保密，哪些不需要保密，一定要搞清楚。而一些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如果保密，只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全。从目前掌握的数据表明，“非典”的死亡率大概在4%左右，大大低于一些传染疾病，如感冒。 

非典型性肺炎作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事件，并非第一次。在此以前，美国西海岸工人的罢工，发达国家对华的反倾销政策，都曾经让中国的外向性出口企业措手不及。甚至刚刚结束的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由于中国大量进口石油，导致1季度外贸出现逆差。这些都引起了人们对我国预警机制的关注。 

预警机制还有多远？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面对世界上纷繁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问题时，首先应有明确的战略研究及策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应急预警机制，对事态进行观察和监测，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比如此次事件出来后，如何对待国外传媒，如何对待国内传媒，以及如何安排组织治疗等问题。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都有一套完善的防范应急体系。一方面各种应急小组能够很快成立；另一方面，其背后还有庞大的情报分析和对策研究机构。 

贺军认为，建立这种预警机制、应对机制的核心就是你有没有战略研究，而战略问题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一是清楚自己手中掌握的“筹码”，二是相应的方案，就是你如何出牌的问题。 

美国是在战略研究方面作的最好的国家。以中央情报局为例，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它是一个情报收集机构，其实并非如此，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情报分析研究机构、同时也是一个政策研究机构。除此之外，美国还有许多知名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如最擅长公共策略研究的兰德公司等。据贺军介绍，美国能源部仅能源战略研究人员就有2000-3000之众，而我国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不但少，而且还大量分散在原先的国家计委和经贸委。 

目前，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战略研究部门。一些对特定项目的战略研究，如人口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问题等，都零星地分布在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科研所。“在缺乏研究机构及机制的情况下，一旦出现重大事件，只能是在政府各机构内临时拼凑一个应急班子或小组，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我国最大的科研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项研究项目都处于条块分割状态，一些挂名为“战略研究部门”的机构，实际上研究的项目与中国迫切需要研究的战略问题距离很远。 

发展战略研究，政府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很多政策是由政府制定)。政府应鼓励民间学术机构或战略研究机构的发展，对此类机构进行扶持，至少是不要限制，他们的研究成果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此外保持研究的独立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不可以干预研究结果，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经济社会预警机制的建立，更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在重大危机事件出现时，政府的各种应急方案本身也是一种政府危机公关的表现。杜钢建表示，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各部门上下级之间，还需要协调机制，因为没有协调就没有快速反应。